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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兼 | 26th Oct 2011 | 歌舞.電影 | (603 Reads)


上年度鮮浪潮以《1+1》和《快門》兩套獨立短片最吸引到思兼的眼球,獨立短片永遠有著一個比電影更偏鋒的走向,卻一般能夠比主流電影更能聚焦在一些更基本的問題之上。《1+1》由五月份起一直以獨立電影身份在電影中心上演到十月十五日,風頭可謂一時無兩,皆因這套聚焦在一種很本地的題材:一條農村的保護,這個題目當然有部分取材自菜園村的故事。

然而《快門》在這個紛亂的傳媒生態之中,它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角度去理解『讀者—記者—真實本身』的關係。這種討論有別於以往僅僅拘泥於『真實』層面的討論(例如說老江的死是不是真實)等等的討論,而是在盡量『真實』的報導之上,我們有沒有更高的道德標準支配著行動。還有,我們是如何看待『真實』的。

 

旁觀他人受痛苦

談論這套的時候,無辦法不提一本書: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黑仔和昌叔兩個人正正站於新聞現場,兩個人都在『閱讀』這一幕,然而運用『閱讀』方法的時候,黑仔那種如數家珍一樣的說法:『上午一單殺人,下午一單爆竊,晚上一單跳樓。』正正是一種旁觀的看法:因為旁觀,我們可以不代入任何感情就下判斷。情形好像在評論救悅悅的那位婆婆是博出位一樣。很大部分人是這樣看『痛苦』的,例如南韓的某些球迷在跟日本足球對賽的時候,高舉『日本地震震得好』的橫額,我們當然很直覺的責罵這些人。但對他們而言,正正是因為有很多價值觀先行凌駕了我們對人的痛苦的代入與同理心,例如在天水圍跳樓的新移民就一定是家庭有問題,社會有問題等等一大堆論述體(Narrative)進去,那麼他與她的死就不再是痛苦,而是一個社會問題的呈現。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人的死是必然的,也沒有任何人的死是不痛苦的。

然而,對於昌叔來講,每一次對災難的攝影都是一種回到傷痛的過程,這不單單止是他一個人而已。而是針對這些傷害圖片(或所謂『真實』) 而對當時人所造成的二次傷害。在報導真實的同時,沒有人同時發現傳媒也在發災難財。傳媒的『客觀中立』令我們忘記了他們如果要煽情報導(Sensationalize)的時候所會帶來的問題。

 

屬於傳媒的戰爭

還記得最近訪問的時候,學懂了在新聞學裡面也有兩派——客觀性報導以及倡議性報導兩種不同的手法,客觀性報導要求平行報導,即盡量兩邊意見都包括得到(按:主流媒體總是宣稱客觀,但事實上沒有可能,大家只要讀一讀大公報就明白。)而倡議性報導,則容許記者在一個有社會想像的前提下報導:例如我認為世界應該包含公平這條原則,那麼在我寫某特定新聞的時候就可以因應這條我相信的原則對新聞題材進行報導以及評斷。

很簡單的問題:你認為寫這些新聞的時候有甚麼需要避免?很簡單的答案是良心,故事裡面也有說——其實也只是『過得人,過得自己。』這不是單一記者的抗爭,而是打從報導信念開始,到日常操作的微抗爭:沒有在粉飾太平,而是報導的時候也有一些應該守護的底線。

 

所有話都可以是謊言! 

導演黃偉傑到最後點明了『本故事純屬虛構』,包括『本故事由真人真事改編』這句話可謂幽了一默,挑戰我們對真實的認知,看起來多麼『真』的真實都可以是假象,看起來多麼『假』的假象都可以是真實。例如沒有公司增長的股值上升不過是真實到不行的假象,但很多人人很窮卻是這個香港富貴神話裡面假到不行的真實。最近看多了媒體理論,李普曼(Walter Lippman)說:『大部分的情況,都不是先看見而後定義,而是先定義而後看見。』當我們以為自己真的在看真實的時候,誰又在評定『真實』本身?彷如《快門》這套仿紀錄片,一切都是浮雲。